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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的關稅政策下,我們工程整合商該如何因應?台灣龍神 經濟面分析 廣場協議 辜朝明 經濟學家 <<大衰退年代: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宿命>>


辜朝明年度精彩演講深度分析:被誤解的《廣場協議》與全球經濟的深層課題


在當前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升溫的背景下,經濟學家們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分析與預測顯得尤為重要。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於 2025 年 7 月 22 日發表的年度精彩演講,題為「被誤解的《廣場協議》 隱含改善貿易逆差啟示 辜朝明點破迷思:美元才是問題根源|辜朝明年度精彩演講 #川普 #美元 #匯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視角,重新審視了國際貿易失衡的本質以及解決方案的關鍵。這場長達 1 小時 6 分 48 秒的演講,不僅僅是對歷史事件的重述,更是對當代全球經濟挑戰的深刻剖析,其核心論點直指美元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傳統經濟思維的局限性。


一、貿易戰的歷史回溯與情感烙印


辜朝明以其親身經歷開場,將聽眾帶回到上世紀 90 年代初期的美日貿易戰。作為當時在日本電視上代表美國貿易立場的親歷者,他深切體會到貿易問題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觸及國家尊嚴、民族情感甚至國家認同的敏感議題。他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媒體和公眾情緒的激動,指出貿易衝突往往會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問題的解決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範疇,演變成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博弈。這種第一手經驗為他的理論分析增添了獨特的現實深度,提醒我們在探討貿易問題時,絕不能忽視其背後的社會和心理因素。他強調,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情感連結,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在特定時期內能夠輕易地獲得民意支持,即便其長期效果可能弊大於利。

辜朝明回顧了當時美日兩國在半導體、汽車等產業的激烈競爭,以及美國對日本貿易順差的嚴厲指責。他指出,這種歷史的相似性與當前中美貿易戰有著驚人的重疊之處。透過個人故事,他不僅闡釋了貿易衝突的複雜性,也暗示了其解決方案需要超越傳統經濟學的框架,考慮到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因素。他對「自由貿易」這一概念也提出了反思,認為當貿易逆差長期存在並導致國內產業大量失業時,自由貿易所宣稱的「總體利益」很難讓受損群體接受,進而滋生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


二、川普當選的經濟根源:被忽視的社會底層不滿


辜朝明接著將目光轉向美國國內,對川普在 2016 年的當選進行了深刻的經濟歸因。他大膽提出,川普的勝利並非其個人的魅力使然,而更像是「建制派的失敗」。這一論點直指美國社會內部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和經濟不公。他指出,在過去的 43 年裡,儘管美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蓬勃發展,但廣大中低收入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卻長期停滯不前。這意味著,普通勞動者的購買力並未隨著國家財富的增長而同步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這種收入停滯與資產價格飆升形成的鮮明對比,導致了社會中一個龐大群體感到了被經濟發展「拋棄」的憤怒和不滿。這些人往往是那些曾經依賴製造業工作的藍領工人,他們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浪潮中失去了工作,卻未能從中受益。辜朝明精準地抓住了這一點,認為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經濟不滿,而非單純的政治訴求,最終將選票投向了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並對自由貿易持批判態度的川普。他的當選是民粹主義抬頭的一個縮影,也反映出西方國家內部因全球化而產生的結構性問題。這種分析超越了單純的政治評論,深入到經濟結構和社會分配的層面,為我們理解當代西方政治的變革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解釋。他強調,如果不能解決這些根本性的經濟不滿,無論誰執政,都將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


三、貿易逆差的「美元問題」:挑戰傳統經濟學迷思


辜朝明演講的核心論點之一,是將美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歸結為一個根本性的「美元問題」。這一觀點直接挑戰了主流經濟學中關於貿易逆差的兩種常見解釋:一是認為貿易逆差無關緊要,因為它反映了外國對美國資產的投資;二是認為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內儲蓄不足的結果。辜朝明對這兩種觀點都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他指出,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簡單來說,就是其進口大於出口。而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如美元)長期處於強勢地位時,其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會變得更加昂貴,從而削弱了競爭力;同時,進口產品則相對便宜,刺激了進口需求。這種匯率效應,而非生產力或儲蓄率的差異,才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主要驅動力。辜朝明認為,強勢美元使得美國企業難以在國際上競爭,即使它們在技術和效率上具有優勢。他強調,如果美元被高估,那麼即使美國的製造業效率再高,其產品也難以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競爭,這就導致了貿易逆差的持續存在。

他進一步解釋說,當一個國家的貨幣被低估時,其出口會增加,進口會減少,從而改善貿易平衡;反之亦然。對於美國而言,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使其經常面臨升值壓力,這雖然有利於美國消費者購買廉價進口商品,卻嚴重損害了其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導致了製造業崗位的流失。辜朝明認為,將貿易逆差簡單歸咎於國內儲蓄不足,是忽略了匯率這個關鍵變量。他強調,即使美國國內儲蓄率提高,如果美元依然保持強勢,其貿易逆差問題也難以根本解決。這一論點為理解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也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不同的解決方向。


四、對傳統經濟理論的四大批判


辜朝明在演講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四個他認為阻礙政府有效解決貿易逆差的「錯誤」經濟觀念。這些觀念在主流經濟學界廣為流傳,卻在他看來是導致政策失靈的根本原因:

  1. 「自由貿易總是創造比輸家更多的贏家,即使存在持續逆差」: 辜朝明認為,雖然從總體經濟學角度看,自由貿易可能帶來效率提升和總體福利增加,但如果貿易逆差長期存在並導致國內特定產業的衰退和大量失業,那麼對於那些受損的工人和社區而言,他們就是「輸家」。這種總體層面的「贏家多於輸家」的說法,無法安撫具體受損群體的不滿,反而會加劇社會矛盾,為保護主義提供土壤。他強調,經濟學家不能只看總量,而要關注分配問題。

  2. 「貿易逆差僅僅是儲蓄問題」: 如前所述,辜朝明堅決反對將貿易逆差簡單歸結為國內儲蓄不足。他認為,這種觀點忽略了匯率在決定貿易平衡中的關鍵作用。他指出,即使一個國家儲蓄率很高,如果其貨幣被嚴重高估,仍然可能出現貿易逆差。反之,即使儲蓄率不高,如果貨幣被低估,也可能出現貿易順差。他認為,這種將貿易逆差與儲蓄率劃等號的觀點,導致政策制定者將注意力錯誤地放在刺激國內儲蓄上,而忽略了匯率政策的潛在作用。

  3. 「市場決定的匯率總是最佳的,即使導致保護主義」: 辜朝明對「市場萬能論」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儘管市場在許多情況下能有效配置資源,但在外匯市場上,由於資本流動的巨大規模和投機行為的影響,匯率可能長期偏離其「均衡」水平,導致一國貨幣被嚴重高估或低估。當這種失衡導致國內產業遭受重創,並引發保護主義浪潮時,如果仍然堅信市場決定的匯率是最佳的,那麼就等於是坐視經濟問題惡化,甚至引發政治動盪。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市場失靈是客觀存在的,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

  4. 「政府無法影響匯率的誤解」: 這是辜朝明批判的第四個錯誤觀念。他指出,許多人認為在當今巨大的外匯市場面前,政府的干預微不足道。然而,他通過歷史案例,特別是《廣場協議》,證明了主要經濟體政府通過協調行動,完全有能力影響匯率走勢。他強調,政府的政策聲明、利率調整、外匯儲備干預以及國際協調,都能對匯率產生實質性影響。否認政府影響匯率的能力,無疑是放棄了解決貿易失衡的一個重要工具。

辜朝明對這些傳統觀念的批判,旨在呼籲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審視貿易逆差的成因,並拓寬解決方案的思路。他認為,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誤解,導致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的長期化和複雜化。


五、關稅與匯率調整: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決路徑


在駁斥了傳統經濟學的謬誤後,辜朝明進一步深入探討了解決貿易逆差的兩種主要工具:關稅和匯率調整。他明確表達了對關稅政策的否定態度,並強烈倡導通過匯率調整來解決問題。

  • 關稅的局限與危害: 辜朝明認為,關稅是解決貿易逆差的「錯誤方法」。他闡述了關稅的諸多缺點:

    • 引發報復: 徵收關稅往往會導致貿易夥伴採取對等報復措施,引發「貿易戰」,最終損害所有參與國的利益。歷史上,貿易戰從未真正解決過貿易逆差,反而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衰退。

    • 武斷性: 關稅的徵收通常是武斷的,缺乏客觀的經濟依據。例如,針對特定國家或產品徵收關稅,其背後往往是政治動機而非純粹的經濟效益考量。

    • 資源錯配: 關稅扭曲了市場信號,可能導致資源從高效產業轉向受保護的低效產業,從而損害經濟的整體效率和創新能力。它鼓勵國內企業依賴保護而非提升自身競爭力。

    • 消費者負擔: 關稅最終往往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降低了消費者的購買力,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影響更大。

    • 無法根本解決逆差: 辜朝明強調,如果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於匯率失衡,那麼單純的關稅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關稅或許能在短期內減少對某些產品的進口,但如果美元依然強勢,需求將轉向其他進口商品,或者導致出口進一步受阻,逆差總額難以有效降低。

  • 匯率調整的優勢與效力: 相較於關稅,辜朝明更傾向於將匯率調整視為解決貿易逆差的有效且「破壞性更小」的方案。他指出,像《廣場協議》那樣的協調匯率調整,能夠在不破壞自由貿易原則的前提下,有效改善貿易平衡:

    • 全面性: 匯率的變動影響所有進出口商品,能夠從宏觀層面全面調整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當本幣貶值時,出口商品變得更便宜,進口商品變得更昂貴,從而自然地鼓勵出口、抑制進口,達到改善貿易平衡的目的。

    • 市場機制: 匯率調整是通過影響價格機制來實現的,這比直接的數量限制(如關稅)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它給予企業更大的彈性來調整其生產和銷售策略。

    • 避免報復: 協調的匯率調整通常是多國政府協商的結果,而非單邊行動,因此不太可能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它代表著一種國際合作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模式。

    • 維護自由貿易: 通過調整匯率來實現貿易平衡,可以避免對自由貿易體系的破壞。它允許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同時修正了因匯率失衡導致的貿易扭曲。

辜朝明認為,《廣場協議》雖然在後期被日本國內錯誤地歸因於導致其經濟泡沫破裂的原因,但其在當時有效解決美國貿易逆差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堅信,若能吸取歷史教訓,並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進行有效的匯率政策協調,將是解決當前貿易失衡問題的理性選擇。


六、新《廣場協議》的現實挑戰


儘管辜朝明極力倡導透過匯率調整來解決貿易逆差,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在當前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達成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國際協調面臨著巨大的現實挑戰。

  • 政治意願的缺乏: 首先,主要經濟體之間缺乏協調匯率的政治意願。許多國家傾向於將匯率視為其主權貨幣政策的一部分,不願受外部干預。特別是像川普這樣秉持「美國優先」理念的領導人,更傾向於單邊主義的關稅措施,而非多邊協調。

  • 各國利益的衝突: 即使有協調意願,各國在匯率政策上的利益也可能存在衝突。例如,出口導向型國家可能希望保持本幣弱勢以維持出口競爭力,而進口大國則可能希望本幣強勢以降低進口成本。如何平衡這些相互矛盾的國家利益,是達成協調的巨大難題。

  • 對《廣場協議》的誤解: 辜朝明特別指出,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對《廣場協議》存在歷史誤解。在許多亞洲國家看來,《廣場協議》被錯誤地解讀為美國為了打壓日本經濟而設計的陰謀,最終導致了日本「失去的十年」。這種歷史包袱和錯誤認知,使得相關國家對任何類似的匯率協調建議都抱有高度警惕和不信任感,成為推動新協議的重要障礙。他強調,日本經濟的泡沫破裂與《廣場協議》並無直接因果關係,而是日本政府後續寬鬆貨幣政策的結果,但這一點常常被忽視。

  • 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 儘管辜朝明認為政府能夠影響匯率,但當前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遠超上世紀 80 年代。在龐大的投機資本面前,政府的干預可能需要更大的協調力度和更堅定的決心。

這些挑戰使得新《廣場協議》的達成顯得遙不可及,但辜朝明通過他的分析,旨在提醒國際社會,如果無法通過協調解決匯率失衡,那麼單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會持續存在,並對全球經濟秩序造成更大的傷害。


七、美國總統立場對美元的深遠影響


在演講的最後,辜朝明強調了一個經常被忽視但卻至關重要的因素:美國總統對貿易逆差的態度和其對美元的立場,會對全球外匯市場產生顯著影響。他認為,當一位美國總統將解決貿易逆差視為其政策的重中之重,並明確表達對美元強勢的不滿時,外匯市場的參與者將會對美元的未來走勢產生疑慮。

傳統上,許多投資者和分析師認為,美元的走勢主要由美國經濟基本面、利率政策以及全球避險需求等因素決定。然而,辜朝明指出,總統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其言論和政策取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總統明確表示希望看到美元走弱以提振出口、減少貿易逆差,那麼這種政治信號將會被市場解讀為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例如通過口頭干預、甚至是協調干預)來影響匯率。在這種情況下,押注美元持續走強將變得非常危險。

他以川普政府為例,儘管當時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可能支持美元走強,但川普總統多次公開抱怨美元過於強勢,並認為這對美國出口商不公平。這種高層次的政治表態,即使沒有直接的政策干預,也足以對市場情緒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美元的上升動能受到抑制。這凸顯了政治因素在外匯市場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個民粹主義抬頭、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的時代。

辜朝明的這一觀察提醒我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政治意願與經濟現實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領導人的態度不僅塑造國內政策,也能夠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漣漪效應。他暗示,未來的美國總統無論其黨派背景如何,只要其核心目標是解決貿易逆差,那麼美元的強勢將很難維持,這將對全球資本流動和各國的貿易戰略產生深遠影響。


總結與展望


辜朝明的這場年度精彩演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且深入的視角來理解《廣場協議》、美國貿易逆差以及當前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他成功地剝離了對《廣場協議》的歷史誤解,並將貿易逆差的核心問題歸結為「美元」而非簡單的「儲蓄不足」或「生產力不足」。他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批判,以及對關稅政策的堅決反對,都體現了一位資深經濟學家的獨立思考和對現實問題的深刻洞察。

在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潮日益盛行的今天,辜朝明對匯率調整和國際協調的倡導顯得尤為珍貴。他提醒我們,真正的解決方案可能存在於多邊合作和對匯率機制的理性調整之中,而非簡單的貿易壁壘。雖然實現新的國際匯率協調面臨重重困難,但其分析仍然為理解和應對全球貿易失衡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政策指引。

這部影片不僅僅是一場學術報告,更是一份對全球經濟未來走向的警示與啟示。它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日益緊密的全球化世界中,各國如何能夠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通過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那些單一國家難以解決的宏觀經濟挑戰。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賦予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獨特的影響力,而如何負責任地運用這種影響力,將是未來全球經濟能否保持穩定和繁榮的關鍵所在。辜朝明的演講,無疑為這一複雜課題提供了豐富的思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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